7月，意大利足球同时经历了巅峰与谷底。
世界杯夺冠、意甲联赛“电话门”案一审判决对中国足球的震动也是巨大的。相比意大利而言，自成一体的中国足球界对司法介入称得上是“免疫力”超强。这里面既有中国足球产业幼稚的原因，也有国内《体育法》效力的缺位以及司法体制严谨性缺失的原因。业内人士表示，意甲“电话门”案再次触痛了各方的神经。
足协越位？
从《中国足协章程》的规定来看，足协作为一个审判者是理所当然的，章程规定，中国足球协会各会员协会、会员俱乐部及其成员，不得将他们与中国足球协会，其他会员协会、会员俱乐部及其成员的争议提交法院，而只能向中国足协诉讼委员会提出申诉。
但多年参与体育规章的研讨、制定的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律师邹耀明指出：“此规定明显违反了《民法通则》、《体育法》等相关法律，侵犯了国家的司法管辖权。”
邹耀明解释说，足协的裁决权应当仅限于足球运动中违反比赛纪律、职业道德的问题，例如发生的技术和竞赛等纠纷；而行贿、受贿、假球等问题，是触犯了国家的刑法，应当由司法机关管辖。
而走到司法机关管辖这一步，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只有龚建平一案。
“国际上解决体育纠纷通常有三种方式，行业内解决、体育仲裁和诉讼解决。”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法研究中心体育部主任王小平说。
王小平认为，因为国情不同等原因，各国处理体育纠纷的方式也不尽相同。“我国现有诉讼解决和行业内解决两种方式。”
“行业内部管理还存在很大缺陷，需要进一步加强；规章的制定，得更为规范、合情、合理、合法。”王小平说。
司法介入前期难度大
“黑哨”龚建平锒铛入狱，在外界看来，那并不是司法主动介入的结果。而龚建平也被冠于“有良心”和“自投罗网”。
中国足球需要司法介入，之前早有专家刊文：司法介入“假球”、“黑哨”，时机已经成熟。
邹耀明也表示，《体育法》规定，对竞技体育活动中出现的贿赂、诈骗、组织赌博行为，构成犯罪的，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1997年《刑法》中也规定了单位犯罪和商业行贿受贿罪行为。俱乐部行贿裁判员，其俱乐部主要负责人及直接责任人员应负刑事法律责任。“这都给司法介入提供了前提和保障。”
而“电话门”中，意大利司法的积极介入，取得的良好效果，恰是一个正面的例证。
“现在有太多大案、要案等着司法机关去处理。”邹耀明道出了司法未主动介入的一方面原因。
而另一方面，邹耀明认为，司法介入后，司法机关的取证也存在很大的困难。“所有的交易都是幕后的一对一进行，并不像球场上的身体接触来得那么明目张胆。更重要的是，体育行业具有特殊性，有自己独特的规则，需要技术性很强的举报证据；对如何认定球员消极比赛、裁判的误判是否属于黑哨都存在一定的困难。”
那么，为什么意大利司法能够相对简单地介入呢？
王小平解释说，在意大利等国家，足球产业发展较早，相关的法律、法规比较健全，司法介入足球行业通常由专业的组织协助完成，如意大利的体育法庭。
“而我国，正是缺少像体育法庭一类的体育仲裁机构。”王小平表示，体育仲裁机构一般由法律专家、体育专家等成员组成，相对司法机关来讲，能更为正确、有效地对证据作出判断和认定。
而事实也是如此，缺少体育仲裁机构的协助，当“黑哨”案中被调查的“八人黑名单”，也惟独主动承认的龚建平一人受到了处罚。这样的结果并不能让外界和举报者所信服。
体育仲裁机构有望两年内建立
“体育仲裁机构有望在这两年内建立。”王小平透露。
作为国内第一家体育法教学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，王小平参与了设立体育仲裁机构的研讨会议。
王小平称：“体育纠纷最好的解决方式是通过体育仲裁机构。”
而我国目前已经具备建立体育仲裁机构的条件。
从法律基础上看，《体育法》33条规定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，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、仲裁。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。“这就给设立体育仲裁机构提供了依据。”王小平表示。
从目前的态势来讲，设立体育仲裁机构势在必行。
足协的“家长式”处理方式，招来的非议太多，也缺乏公平性。这样的处理方式也没有有效遏制“假球”和“黑哨”的发生。
近年来，中超的上座率逐年下滑，有时一轮联赛共到场人数竟比不上英超曼联主场的到场人数，甚至出现强强对抗居然只有1500个现场观众的现象。
造成如此窘境，虽然为各方面原因所累，但肯定与联赛中不断出现的“假球”、“黑哨”风波断不了干系。
而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，对“净化绿荫”有利无害。
“前几年，就有建立体育仲裁机构的打算。”王小平回忆道：“去年、今年，已经开了很多次关于建立体育仲裁机构的研讨会，今年由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召开的一个‘年会’，其中一个议题就是关于设立体育仲裁机构。”
“今年10月份，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将举行一次国际体育仲裁的研讨会。”王小平表示：“所以一切都在为近两年内可能设立的体育仲裁机构作准备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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